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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奥 法尔哥尼（第2页）

一节：“上所用者，奸亦为忠；上所弃者，忠亦为奸。

势变而人非，时迁而奸异。

其名难恃，惟上堪恃耳。”

皇帝没有具体指谁，那么在酷吏看来，“人皆可罪”

。

如果你想害某人，可以通过告密举报，把各种零碎不彰显的言论行为凑在一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奸人”

形象就会显露出来，再通过酷刑没有不认罪的。

兔死狗烹，武则天消灭完反对者之后，借一些细故把这些酷吏一一处死。

镇压反对派时，武氏存心过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酷吏的滥杀正是迎合上意，待事过之后，用杀酷吏以平民愤，并假惺惺地说“岂不有冤滥耶”

？

虽然举报和告密是统治者的驭民术，然而这种风气一旦刹不住车，就会伤害到儒家的道德基础建设，比如“亲亲相隐”

原则，而这是统治者长治久安所需要的。

举报告密制度在短期内对于维稳固然有用，而一旦寻求长治久安，就要把握好这个制度与其他治国理念原则的平衡点。

毕竟卖人头这事情，是人心里都厌恶三分。

《三国演义》里的苗泽向曹操举报了姐夫黄奎一家，曹操杀了谋反的黄奎，转头又把告密的苗泽杀了，可见曹操也明白告密无底线的危害。

史书记载，汉文帝时期曾下诏“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

有宋一代虽然依“法统”

治，但总的说来政风较为宽和。

宋仁宗厌恶官僚间的恶斗，曾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宋史·仁宗本纪》）。

后又下诏“察辩激巧伪者加放黜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二》）。

这是用政策的手段对付相互揭短的官员。

到了神宗朝，相互告讦变本加厉，徽宗时期形成一个高峰，由此导致北蛮入侵，国家灭亡。

宋是皇帝有意识“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朝代，而士大夫之间互相告密、敌视，也使皇帝处境尴尬，感到不快，所以才数度下诏禁止告讦。

然而，皇权专制本质上是排斥异见的，皇帝需要有告密者帮助维护自身统治，因此即使再宽大，也不能任凭反对者泛滥，例如颇带点人情味的“亲亲相隐”

，就不适用于谋反大罪。

告密这个最龌龊、最能体现人性之恶的行为，数千年来不绝于世。

（202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