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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1页）

公元1970年的农历正月十六。

我们一家人终于无法回避地迎来即将忍痛分离的那一刻。

按说，春节假期已过，每个人回归生活原点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非正常家庭来说那一刻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大年初十刚过，母亲脸上一度绽开的笑模样就悄悄地隐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焦灼、忧戚与不安。

只见她坐在炕头默默地一会儿瞟上一眼淑峰姐，一会儿又瞥上一眼贵章哥，满眼都是疼爱与不舍。

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自卷的旱烟，不大的屋子里让她抽得烟雾缭绕。

自打初三以来农场各分队和附近农村的秧歌队就开始左一拔又一拨地拜年了。

最初几天姐姐用胳膊挎着母亲还跟着看了好几场。

可一过了初十她说什么都不再去看秧歌了。

其实，此时母亲的内心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儿淑峰和我的三儿贵章就要离我而去讨他（她）们自个儿的生活了，从此天各一方我这当妈的再也不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了。

一想到这些，她就会在心中暗暗流泪，甚至长时间地深深陷在这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然而，时间向来都是最无情的“杀手”

。

它的脚步即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相对论”

恐怕也是阻挡不了的。

这不，该来的那一刻终于还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点刚过，淑峰姐在苏可屯新结识的两位“闺蜜”

陈桂兰和张亚琴，早早地就来我家给淑峰姐饯行了。

她俩给姐姐带来了新炒的“瓜籽”

和“苞米花”

。

正所谓“瓜籽不饱暖人心”

。

这些看似不很金贵的东西却代表了她们最真诚的心。

出发的时间到了。

因为从苏可到树北小火车站需要走行3.5个小时，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

这时，继父也从队部赶回来送行了。

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后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话别。

姐姐还是穿着那身黄军装，系着那条鲜艳的红围脖，在瑟瑟寒风中显得淡雅而清丽。

三哥外穿一件母亲新改的蓝色二棉袄，头戴一顶黄色棉军帽，走起路来板板的很有男人气概。

母亲是最后一个跟姐姐和哥哥话别的。

这位一向刚强很少在人们面前掉泪的女人，今天好像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只见她用双手把淑峰姐和贵章哥久久地揽在怀里，三个人相拥而泣。

良久，但见她猛地将两个孩子往外一推转身连头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里……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尤其是身处那样一个极左的政治年代，“生离之痛”

简直如影随形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到某家某人头上。

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你的哥哥姐姐怎么就不体量母亲的感受而非要用“生离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