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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那个案子（第2页）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一审案子我们中院吃不准，主管副院长曾电话请示高院。

高院的人在电话里给了热情的回应，主管副院长请求高院给书面意见，高院的人不置可否—谁都知道一旦形成书面意见就要被记入副卷，所以人家不会轻易给你一份书面文件。

法官是最讲究证据的一群人，就算是你看到了一些所谓干预的文件，也肯定是堂而皇之冠以“法治公正稳定和谐”

之名，没有哪个副卷里的发言人或者文件起草者跳出来就说自己是坏人要干预案件审判的。

所以，你说副卷制度到底有没有良性的功能？最起码它客观记载了案件办理过程中各种价值观的汇聚和交锋。

如果心里有鬼的那些不仅反对公开副卷，甚至从根底上恐惧或者反对副卷制度的存在，因为副卷是要永久保存的。

后来离开法院做了律师，坐在下面辩护人席位上被原来我坐的那个位置上的法官喷来喷去，就开始换位思考，想想很多案子自己的辩护意见很有道理为啥法官不采纳？法官的合议意见向社会公开也未尝不可，只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就可以避免对法官自由心证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对于不同的判决意见，可以写成“多数法官认为……，少数法官认为……”

。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至少应该有个客观全面的回应，而不是用简单的一两句“辩护人意见不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就打发掉，人家律师好歹也收了三五万、三五十万、三五百万做的事情，不能这么随意对待人家的高附加值工作。

然后再往深里想，问题就来了：如果承办法官们的意见其实和判决的最终意见并不一致呢？比如承办法官认为这个被告人是无罪的，但是来自外界的或者上面的要求判有罪呢？这个判决该咋写？总不能写成本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无罪，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判该被告人有罪吧？

所以，法官的意见还是不能完全透明，副卷也不能公开。

副卷不公开当初是为了保护法官判案不受案外因素影响，现在看来，如果内请和汇报制度变得越来越常态化，副卷不公开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判决都根据自上而下的甚至自外而内的原则和依据来决定，法官丧失了自由心证权，法治概念和原则让位于非法治的要求，法官的精英主义无法在司法裁判领域内贯彻，法官不能为自己手中的案件独立承担责任，变成了司法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机械地从事司法生产，为每个被告人贴上各种标签。

这样生产出来的判决如何服众？恐怕连法官自己也摇头。

回到当初判决的那个无罪案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么不容易。

这么多年，刑事法官判案判有罪是常态、判无罪是例外似乎已经成了规律。

常态的案子在法院里可以畅通无阻，而例外的案子则需要具备闯关的实力—如果你要明哲保身，就不要去做一些太反常态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

说到底，我们的法治建设进程太艰难。

有时候走得步履蹒跚，有时候甚至走一步退两步。

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废除旧法统，再到那十年砸烂公检法，再到改革开放搞法治建设，自始至今，司法部门或多或少一直被非法治因素所羁绊，甚至司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边界也模糊不清。

我们不停地炮制设计很多新法律法规，又在现实中不停地伴生很多反设计的规则和制度。

副卷是否公开不是重点，重点在法官能否贯彻精英主义，不受影响地独立行使审判权。

如果法官可以独立判案，副卷有啥好神秘的？

现在回头看那个无罪案子，觉得老庭长和副院长对我其实挺好的。

（202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