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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士诚 鼠目寸光酿成败局（第1页）

张士诚元末起义军领袖之一，“大周政权”

的建立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元末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比较大的几支起义军最早都在长江以北揭竿而起？而在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大起义势力中又为什么张士诚对元朝的反抗最为消极？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后期，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的基本盘的确都在长江以南。

但是朱元璋起家时期以及他起家的队伍可是都来自长江以北的淮西地区；陈友谅起家以及他的起家队伍也来自于长江以北的黄州一带；至于张士诚最早那也是在长江以北的泰州、高邮率众起义的。

只是跟朱元璋、陈友谅不同的是，张士诚起义后最早来到长江以南发展，并且他起义班底中的大部分成员，也最早换成了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员，这也是张士诚对元朝朝廷态度暧昧，对抗元朝最不积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就得重点讲一下在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以长江为界，对南北方统治的政策差异，元朝国祚九十多年，如果除去元末时期的那十几年乱世，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实际统治只有八十年左右。

然而在南宋后期，蒙古统治者已经牢牢占据长江以北，他们对长江以北的实际统治时间则足有一百二三十年。

从实际统治时间来看，蒙古统治者在长江以北显然具有更深的统治根基，他们在长江以北地区施行较为严苛的统治管理。

与之相反的则是，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长江以南地区也就是原本南宋统治区施行的则是较为宽松的政策。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南宋和蒙古人的战争持续五十年，在元朝建立之初，这里民众对蒙古人的仇恨之心很重，蒙古人灭亡南宋占领南宋统治区后为了防止这里的民众再度反叛，因而才有意的减少压迫，实行宽松的放养政策，经过将近百年宽松统治，这里民众对蒙古人的恨意锐减，到元朝中后期两方矛盾也没有那么突出了。

二是，地理原因导致，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长江以北地区的平原面积十分广阔，而长江以南地区则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只有零星平原分布没有大片平原，所说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其实也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

大片平原的人口更多、更密集，反之人口分布则相对分散。

由于蒙古统治者并不信任汉人，而蒙古人的人数又较少，因此元朝统治者只能将他们的统治重心放在人口更多、更有价值的长江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北施行强政府管理、在长江以南施行弱政府管理。

而强政府管理之下则必然会产生官僚与民众之间的更大矛盾。

所谓的强政府统治根基其实完全可以和剥削程度划等号。

蒙古统治者对长江以北地区的长期严厉统治，导致长江以北地区汉族人民的各项利益受到了当权蒙古贵族的更多侵害，他们自然也就对蒙古统治者更加不满，反抗态度也就更加强烈。

等矛盾积攒到难以化解的程度，武力反抗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元末几大农民起义最早都发生于长江以北地区的原因。

但话又说回来，元朝统治者毕竟在长江以北地区也有很深的统治根基，这些农民起义军想要将其击败也并不容易。

因此无论是朱元璋、陈友谅还是张士诚，都不约而同的在起义初期不久就选择了向南发展。

这其中，张士诚是最早向南发展的，他也占据了更加富饶的地盘。

但是张士诚在向南发展过程中却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的起义班底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长江以南地区的人员，尤其是中层班底逐渐变成了以长江以南地区人员为主，比如他南下时吸收的朱定、莫天祐等势力。

这些人本就跟蒙古统治者没有太大的矛盾，因此反抗之心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强烈，

反观朱元璋，尽管他南下占领应天府后，也吸收了大量长江以南地区的兵源，但是他军队的中高层班底一直都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淮西人氏。

陈友谅队伍的中高层班底虽然没有朱元璋那么统一，但也一直都是由长江以北地区的人员组成。

在几大农民起义军中，只有张士诚对蒙古统治者的态度最为暧昧，首鼠两端，缺乏坚决反抗行为，除了张士诚自己本身的性格如此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他手下团队也是如此态度。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其实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张士诚的队伍不但对蒙古统治者缺乏坚决反抗态度，对待自己的竞争者们也同样持相对比较保守的小富则安心态。

因此，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爆发大战的时候，张士诚这一派势力没有倾尽全力的去攻击他们，为自己博取更大利益，而是先谨慎的观望，等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后，鼠目寸光的张士诚这才感受到威胁。

然而，这时候却已经迟了，面对着实力大增的朱元璋大军，张士诚再也无力抵抗，最终败北被俘，被押送到应天城后，张士诚不堪兵败之辱，寻到机会自缢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