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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场数次过招中美酝酿停战谈判（第1页）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

损兵折将23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

附近地区。

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丧命，迪安将军被俘，“联合国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线相对稳定。

侵朝美军虽然在技术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士气低落，尤其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已成其在侵朝战争中的致命弱点。

这一点是根本不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相比的。

总之，这时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双方综合力量旗鼓相当，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双方都在考虑实行战略转变，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

美国的侵朝战争，使杜鲁门政府内外交困。

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10万多人，耗资达100多亿美元。

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一倍。

1951年美国军费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307美元，战争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

美国侵略朝鲜，不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矛盾加剧，英、法等国表示不愿继续追随美国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杜鲁门集团做出了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

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

杜鲁门后来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

杜鲁门之所以在态度上来了这样一个转变，主要是因为在朝鲜战场连连碰壁的结果。

经过五次战役，美国及其盟国除了一部分目光短浅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

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心理时机”

。

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

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首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对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

之后，又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

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

这时，艾奇逊又想起了国务院的顾问乔治·凯南。

他是苏联问题专家，过去在苏联待的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凯南受命之后，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与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拐弯抹角地表达，挑开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