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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危机中崛起（第2页）

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

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几年内胡惟庸连升三级，官拜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

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

起初，胡惟庸还知道收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开始专权用事，朝廷上人命生死、官员升降等大事都要得到他的批准才能处理，朱元璋自然对这种大权旁落的景况十分不满。

再加上朱元璋发现胡惟庸和陆仲亨、费聚等淮西功臣往来密切，这种丞相和军事将领的勾结更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

的罪名，抓捕胡惟庸，处以极刑，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案被杀。

但是，“擅权枉法”

并不构成死罪，为了把此案定成铁案，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变成了私通倭寇，阴谋造反，而此时胡惟庸已经被处死，死无对证。

胡惟庸案成为一个引线，在随后的十年中，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同谋犯越查越多，无数功臣被冤杀。

在胡惟庸案爆发十年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朱元璋以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线索为借口大开杀戒。

已经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被一同处死，只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和她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中唯一的一次例外。

朱元璋还特意编撰了一本名为《昭示奸党录》的书，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至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

10年中，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等功臣宿旧和依附胡惟庸的六部官属，约3万多人被株连杀害。

在处治胡惟庸案的当年，朱元璋趁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不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旁落。

此后，皇权兼并相权，国家政事由六部分别处理，再经“朝廷总之”

。

这样，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通过大臣之间的互相制衡来控制朝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要想处理天下之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在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以备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商讨咨询之需。

这个协理皇帝的部门就叫“内阁”

，协理官员就叫“大学士”

。

于是，逐渐形成内阁制。

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

遇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

胡惟庸一案使淮西集团文官势力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就是武将势力了。

为此，朱元璋又兴蓝玉之狱。

蓝玉是明初的一员猛将，骁勇善战，数次统兵出征，立了大功，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蓝玉为凉国公。

但是，明朝建国后，蓝玉日益骄横起来，在自己的庄园里豢养了几千名庄奴和家丁，横行乡里，侵占民田，无恶不作。

御史前来按问，也被他鞭打驱逐。

此外，蓝玉北征归来，到达喜峰关关口，还不等关吏开门，便率领手下兵丁毁关而入。

种种恶迹令朱元璋忍无可忍。

这第二次屠杀的过程和胡惟庸案大致相仿，只不过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杀戮更为迅速。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立即被逮捕入狱，第三天就被处死，满门抄斩。

随后的两个多月里，15000人被族诛，其中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

有的人早已死亡，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于是这些人的子孙被株连抵罪。

同样的，朱元璋又编撰了一本书，名为《逆臣录》，昭告全国。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