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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爸所在的部队是工程兵。

有一次在朝鲜战场执行架桥任务时，敌机突然狂轰滥炸，三爸躲避不及从桥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腰，从此难以适应部队行军打仗和摸爬滚打的军事生活，特别是工程兵的野外登高工程作业，只好转业回到老家。

否则，三爸在部队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当年给三爸当过老师的庞先生，正好在法门公社当主任，他听说三爸从部队转业回来，主动要求三爸到法门公社工作。

三爸当过兵，一身的军事技能，就在法门公社当上了人民武装部干部。

三爸在部队基本功打得扎实，又有组织能力，抓起民兵训练来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那时候，农村战备训练抓得紧，扶风县人民武装部经常组织全县民兵队列、射击比赛，三爸亲手训练出来的民兵，经常获奖受表扬。

1968年，我赶上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范围征兵，三爸在公社负责征兵工作，我顺利入伍，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愿望。

军人生涯给我带来了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

三爸在法门公社工作期间，工作努力，积极上进，深受领导赏识，几年后被提拔到建合公社当副主任，不久又提拔到上宋公社当主任。

一个部队转业干部，从农村最基层干起，依靠自身努力干到公社行政一把手，的确不简单。

正当三爸在公社主任岗位上施展抱负的时候，腰伤复发，让他的身体渐渐难以适应农村一线工作，组织上把他调整到县粮食系统，在绛帐县油脂厂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成为党政一把手。

三爸做事有魄力、有思路，敢想敢干，敢作敢为，为了扩大绛帐油脂厂的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油脂厂在全县设立了许多油菜籽收购点，采用成品油兑换油菜籽的办法增加油菜籽的收购量，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通过加强管理，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把一个半死不活的油脂厂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三爸在外面风风火火地干事业，三妈在后面做后盾。

那时候三爸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三妈一个人在支撑、照料。

三爸常年在外面工作，尤其是担任公社领导后很少有时间照顾家里，家里家外的活就全部落在三妈一个人身上。

白天三妈要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回到家又要照料几个年幼的娃娃，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农忙季节，三爸也能抽空回家搭把手，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三妈生活负担过重的问题。

三妈一个人在家很难，种庄稼、讨生活，其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衷。

记得小时候，三妈地里的活常常忙不过来，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有时候就去搭把手。

一直到五妹润巧、六妹巧莲长大后，能担上力、帮上忙了，三妈的负担才慢慢有所减轻。

那时候，我虽然不完全懂事，但已经觉察出农村妇女有个在外工作的丈夫，表面上看风风光光，倒不如有个知冷知热的农村丈夫在身边，共同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家务来得实惠。

三妈的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从来没有怨言，一个农村妇女的朴实能干，在三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命运多舛的姑姑

我有两个姑姑，她们俩是我们家最苦命的人。

当年，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社会和缺吃少穿、忍饥挨饿的生活，让姑姑们从小就失去了爹娘疼爱、家庭温暖，流离失所、远走他乡，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饱尝了小小年纪就寄人篱下的艰辛与酸楚。

听爹讲，旧社会我们家很穷很穷，爷和婆娃娃又多，大姑刚刚七八岁就被送到北乡山底下一家姓何的人家里做童工，受尽打骂屈辱。

有一年，大姑实在忍受不了在何家挨打受骂的生活，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关中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家里穷困潦倒，缺吃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

无奈之下，爷和婆只好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

那一年陕西关中普遍遭灾，一路上很难要到吃的，忍饥挨饿成了一家人的家常便饭。

万般无奈之下，在逃荒要饭途中，爷和婆忍痛割爱，先后卖掉了两个姑姑，把大姑卖到了长安县，把二姑卖到了武功县。

从此两个姑姑和家里失去了一切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姑寻找老家心情迫切，只是小时候离家太早，对村子印象模糊，一直不敢贸然行动。

犹犹豫豫当中，大姑已经到了五十岁，她觉得剩下的时日不多，寻找娘家、寻找父母的愿望就更加迫切。

大姑的儿女们慢慢地长大了。

有一年，大姑让在西安油脂厂工作的儿子文锁哥请了假，陪着她坐火车一路向西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村一度归岐山县管辖，大姑就找到了岐山县，绕着县城转了一大圈。

大姑除了知道自己姓刘，其他记忆模糊，线索有限，犹如大海捞针，找来找去没有结果，只好黯然返回长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