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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台钟的发条（第5页）

我也深感对他们关心太少，但和母亲讲也未必有效。

六

母亲心肠很软，从来不吃牛肉，因为她觉得牛一辈子在田里耕作太辛苦，不忍心吃它们的肉。

按理，牛肉是潮州人家里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在母亲当家的日子里，饭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牛肉菜肴。

她的有些事，还得到我们的嗤笑。

小时候，门口常有来讨饭的，她总会盛一碗或半碗饭，加一点菜给他们。

那时我们生活也拮据，尤其是自然灾害那几年。

我们很不理解母亲这样做，认为叫花子太多，又不认识，我们自己也是省吃俭用，没必要去接济，有时还讽她为东郭先生。

但母亲总说这种人很可怜，我们少吃一口，饿不死，大家都不给他们吃，他们将饿死。

有段时间，我们家门口常有个中年女人挑担高嗓门儿来吆喝，叫卖潮州菜、橄榄菜和荷兰豆，20世纪50年代只有潮州人才会买来吃。

我们弄堂里有十多户潮州人，她们才会来叫卖。

但邻居买的人不多，可能价钱较贵，母亲总会买一点，说她们挑担过来不容易。

记得还有个我们叫她卖猪头肉老婶的，每次来我家，手里不是提块潮州烟熏猪头肉，就是潮州鸭脯，那时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食品的，她叫我母亲大小姐，问要不要买。

母亲总把它买下来，还留她吃顿饭。

母亲和她聊起一些事，似乎还很熟，我估计是母亲在娘家时就和她认识的，临走她直讲“大小姐良心真好”

。

后来过了很多年，那个卖猪头肉老婶一直没出现，母亲还会在我们面前念起，不知她过得怎样，是否还在世上。

至于有些做潮州鱼圆生意的，有时也会来问要否，我母亲买了，就会想到给我阿姨送去。

姨夫虽然是宁波人，但特别喜欢潮州鱼圆，他有时会从碗里吊一只放进嘴里咀嚼，喜形于色。

母亲在特定环境下的思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50年代后期，大舅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一直为他不平。

大舅在旧社会大学毕业，学的是财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一些同学一直鼓励他去海外，当时他已在中国银行工作。

一次，他的要好朋友来问他，香港一个大机构需要一个懂财会、会英语、会讲潮州话的人，工资很高，问他愿不愿去。

他觉得新中国成立了，新社会也需要有用之才，拒绝了高聘。

1957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苏联银行制度的弊端》。

在反右斗争后期，说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批评苏联老大哥，就是攻击共产党，反党，被套上右派分子帽子，从银行调到杂货店当营业员。

大舅不服，写了申诉信，但每次申诉就加重他的罪孽，说他右派想翻天，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困难时期差点把他送到安徽农村去。

母亲很为大舅愁苦，她清楚大舅不会仇恨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否则早就离开大陆了。

由于大舅被评为右派，大舅妈原来是优秀小学教师，现在什么也不是。

也因此影响了子女很多发展机会。

母亲在我们面前常露出对大舅的同情，她一直坚持大舅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就是嘴臭，好发表自己观点，惹的祸。

母亲从没疏远过大舅，来往走动还很勤。

母亲常去看望大舅，他们家在三楼，扶梯陡，道路黑，母亲要在下面叫他们开电灯才能上去。

母亲的叫声给大舅家人留下很深印象，听到这声音，他们就知道大孃孃来了。

前几年，大舅的儿子小易（已在美国定居）从美国来上海，我们表兄弟聚餐，小易就学我母亲在楼梯口大声叫大舅的名字。

小易虽然不会讲潮州话，但我母亲的叫声，他学得惟妙惟肖，我们笑倒一片。

大舅也时常来找我母亲，一进门就“阿姐、阿姐”

的，看得出，他和我母亲在一起很舒心，姐弟俩会背着我们讲很长时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