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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尘逸事（第2页）

，孩子们都要上街去玩。

我12岁时，家里人给了我一点钱，让我领两个弟弟上街去。

我们在街上到处看着、玩着，看到有人卖杨柳青新年画，很鲜艳，我就买了两张，然后和弟弟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父亲就要我交账，要剩余的钱。

他问我们都干了些啥，我说每人吃了一小碟甑糕，买了两张年画，并拿出来给他看。

他看到年画后，随即打了我一耳光，让我跪在地上，还骂我胡乱花钱。

平时吃饭时，桌上掉一点饭渣，他都喊着拾起来吃了。

他不知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而是直喊“打牛千鞭，不舍一粒”

。

家里全是犁耙磨锨杈扫帚之类，农业用具，十分齐全。

屋里像样的箱柜几乎少有，更不用说有八仙桌、字画之类了。

住的房子很简陋，一到下雨就漏水，这样一年一年地拖着。

家里无底财可言，何论金银，只有一大片土地。

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是刨土疙瘩的，没一个是干公的或经商的。

他对礼乐诗书一窍不通，起码的“耕读传家”

思想几乎鲜有，遑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更不用说“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是读书人”

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先哲，都希冀后人书读五车，饱学经史，以便“达而知天下”

。

所以，他们都会“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

。

几千年来，天下父母们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孙们干一番伟业，成为国家栋梁。

可我的父亲却将古人说的“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置于脑后，对于儿女的读书、考学关注甚少。

他要求子女都应该像他一样，唯土地是命。

他还常常在行动上严格示范，要求我们遵从。

如稍有怠慢，他便示以惩戒。

常言道，父爱如山。

他对子女的爱是厚重的，只是目标和方式不同。

父亲辛勤劳苦一生，无悔无怨。

他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文化，但以自己竭尽全力地劳作，为一个贫穷家庭奋斗着，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实属不易。

这是他留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七岁在苏武村上小学，又转入庙殿村小学，毕业后，在田市完小插班上学一年半，曾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秋考入下邽景贤初级中学，曾任学生会副主席。

学校为了配合社会运动，抽调多名能说会唱的师生组成剧组，经常在西关剧场和乡镇为群众演出。

除了我，还有李淑兰、吴莲英、任敬川、王万合等，我们排了《学军参军》《小二黑结婚》等小戏。

1952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

在思想上，我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如负重担，打不起精神，变得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