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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采访浩然（第2页）

宋爽问：“您最近在写什么作品？”

浩然说：“写完《苍生》之后，这几年一直在写我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眼下正在写《圆梦》。”

“《圆梦》之后写什么？”

浩然想了想说：“那就该是《文革回忆录》了。”

“人们说起文革，都会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浩然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问宋爽：“怎么说呢？有人说这是对文革时期文坛凋落景象的控诉，也有人说这是对我的褒扬。

我自己觉得这是令我骄傲的一句话。

《艳阳天》出版以后，总发行量超过了1000万册，我可以自豪的说，直到现在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是我的读者。”

宋爽说：“我也是您的读者。

您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春歌集》《幼苗集》温暖了我的童年。”

宋爽看到浩然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

浩然摇摇头：“看不懂了。

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像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的党成什么样子了？照这样比赛似的给党和国家抹黑，我做不到。”

“有传言说，老舍的死是您一手造成的？”

看来浩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了，他平静地说：“我只想说事实。”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在北京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当时老舍被保护在医院里，但他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

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号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

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

“反动权威”

等字样的木牌子。

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

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

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

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

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

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

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

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

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

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

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

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

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